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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馥听闻这些消息后焦急万分，奈何她与陈修良断了联系，只能守在家中等消息。

陈馥年纪大了，急火攻心，身体便撑不住了，卧病在床，陈维真的保姆黄阿翠只能劝她不要胡思乱想。

“姆妈，妹妹向来聪敏机警，定然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是呀，夫人，您看着小姐长大，最是了解她，她定然是平安无事的。”

陈修良确实是平安的，她此时已经不再长沙，而是听从组织安排调往湖北汉口，担任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介绍转为正式身份。然而1927年7月汪系政府公开叛变，大革命失败，组织被迫转入地下。以书记张太雷为首的湖北省为了保存党革命力量，安排一批青年干部撤出汉口，到上海集合赴苏联莫斯科学习。

陈修良当是小组长，她奉命抵达吴淞口，假扮成去苏联打工的人，乘上苏联的一艘商船，辗转到了莫斯科，随即在莫斯科大学留学。她和恋人李秋实也就此天各一方。

陈修良在俄罗斯安定下来后便立刻托人给陈馥寄去消息，一封电报几经周转才落到陈馥手上。

“姆妈，迫于革命形势，我听从组织安排转至莫斯科大学留学，姆妈不必担心我。另外我已与李秋实同志分开，之前和您说的带他见您是不能了。最后，山水相隔，姆妈您一定要保重。”

陈馥收到这封电报时，整个人的精神有些萎靡，从1927年月开始，赵济猛、张秋人、王家谟相继被捕，陈馥四处奔走，请人出面营救。

“张秋人、赵济猛、王家谟都在宁波教过书，他们都是为人正派的教书先生。”

“陈夫人，我知你心善，但这三人身份特殊，是军阀头子指明要枪毙的重犯，谁也无能为力啊。”

最终，张秋人、赵济猛、王家谟三人壮烈牺牲，纵然陈馥见多了生离死别，但依旧有些承受不住了，她突然意识到很多时候自己对太多事都无能为力。但幸好陈修良报平安的电报又重新给她注入了活力。

1928年，浙江省书记徐纬牺牲后，组织派陈馥的女婿杨善南(陈维真的丈夫)任共青团浙江省书记。于是，陈馥迁往杭州，用自己的钱租借了一套房子，作为团浙江省秘密机关所在地，常在那里掩护。

大女儿陈维真向来让陈馥省心，但是小女儿陈修良的感情生活却十分坎坷，陈修良在1928年收到陈修良的电报，电报上说的是她与余飞结婚的事情。

“姆妈，余飞是工人出身的革命领导，为人正直可靠，我与他相处之后，决定结为夫妻。”1928年11月，陈修良与余飞在异国他乡，在没有任何亲人的见证下正式结为夫妻。

然而令陈修良和陈馥都没有想到的是，余飞在国内早已经是已婚的身份，更没想到的是余飞会背叛革命，做了叛徒。

1930年7月，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，陈修良随代表团一行从莫斯科返回上海。第二年，组织全会召开，陈修良在全国海员总工会担任秘书，因为余飞和一些人反对王明上台的结果，由陈修良归纳大家的意见，起草了一篇文章反馈给组织。而这一举动却被视为反党行为，陈修良随即被停止工作，此后她只能通过余飞单独与中央联系。

而余飞此时做了什么呢？

余飞回到了老家安庆，与他的发妻和孩子团聚了，随后又将妻子秘密接到上海居住，这一切陈修良都毫不知情。她与姆妈陈馥保持着联系，在1931年11月，她在信中还表达了自己初为人母的喜悦之情。

“姆妈，我的孩子出生了，是个男孩，我看着他才惊觉这些年您独自养育我和姐姐是多么辛苦，待上海局势稳定后，我便将您和姐姐也接过来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苦也是甜的。”

然而陈修良不久后就发现自己的婚姻不过是个糖衣裹着的陷阱，内里已经腐烂了。1931年，余飞回安徽养病，将孩子也送回老家，与陈修良两地相隔。

1931年，上海再一次生了大事，向忠发和顾顺章等人被逮捕，随机叛变，供出不少人，上海地下组织被破坏，无法生存，只好迁往苏区。当时陈修良也要去苏区，并希望与余飞同往，于是她给余飞写信，还寄去了许多钱。

“余飞，向忠发和顾顺章等人叛变革命，上海地下组织被破坏，无法生存，迁往苏区，你设法前往，我在那等你。”

因为当时陈修良的组织关系只有余飞知道，他们又是单线联系，也就是说余飞若不向组织上说明陈修良的身份，陈修良就等于在组织里查无此人，然而余飞没有回信。

余飞也被逮捕了。

他在安庆偶然遇到了留苏叛徒王晴白，当即落网。不久后，余飞便享受到了大刑，飞鹅吊、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红烙铁，各种酷刑应有尽有，没想到余飞是个软骨头，当即就跪下来，效仿向忠发等人，交代了自己的身份，又出卖了自己的同志。

“我说，我说，我全都招了，你们不用给我上刑！”余飞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地磕头求饶。

“呸，真没劲，又遇上个软虾。”一个狱卒对身边的人说道：“我还想尝尝给人动刑的滋味呢，结果都是还没等用上，就自己先招了，没劲！”

“反正也是犯人，你想玩就玩呗！”另一个人笑嘻嘻的说，丝毫没把这些犯人的性命放在眼里。

“那可不行，我听说这人在组织里是个重要人物，上头说留着他有大用。”

“就他这么个没骨气的怂包，还重要人物？”旁边的人吐了一口吐沫，盯着余飞满眼不屑。

“谁知道呢，反正先不动他就是了。”

两人走了之后，余飞嘴里却嘟囔着：“等我混到你们头上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随即，余飞便效仿顾顺章，在叛变后加入了特务组织，接着去监狱识别和劝降被捕的同志。当时邓中夏被捕后身陷牢狱，余飞被派去劝降，结果被邓中夏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“邓中夏同志，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你加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有能免受牢狱之灾，你还在固执什么呢？”

“我呸，你个吃里扒外的叛徒，不就是怕死吗，还说得那么好听，老子是个硬骨头，不会像你似的跪舔敌人还引以为傲！”

余飞劝降未果，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，余飞相继告发了沙文汉和陈修良，一个是他昔日的战友，一个更是他曾经海誓山盟的妻子。

沙文汉与陈修良一样，都是职业革命家。沙文汉1930年学成回国，当时他在安庆教育局秘书处以科员的身份为掩护，而余飞叛变，告发了沙文汉，所幸他正好到教育局去碰到两个同乡。

“你可回来了，你可当心哦，这里有人来找过你，警察局的，说来查你这个人，好像要抓你。”同乡提醒他道。

沙文汉则说道：“这样万一要抓人，我就说是安徽大学的学生，然后我就打电话来找你，你就给我作证明。”

这样说好之后，沙文汉本想连夜转移，但外面戒严，他只好躲在公共厕所间等天亮再出来了，结果没想到一出来就遇到警察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”警察拦住他。

“没什么，我路过这里。”沙文汉镇静地解释道。

然而警察还是把他抓了，接着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是安徽大学的学生，叫刘成。”

警察当即询问教务处：“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叫刘成的学生？”

“有的有的。”教务处那边回应道。

然后沙文汉便逃过一劫。

当时他还不知道是余飞告密，不顾危险来到余飞家，想要通知他立刻转移。

余飞的妹妹接待了他，他妹妹是个正直善良的人，便对沙文汉说：“我哥哥已经叛变，此次就是他告的密，并且他还供出了陈修良在上海的住处，你们两个赶紧逃吧。”

沙文汉立刻离开并且给仍在上海的陈修良发去电报。

“阿才入院，病重入院，打到我母亲的地方。”

阿才说的就是余飞，这句话暗语的意思就是余飞已经叛变，你立刻转移。陈修良闻讯火速转移，随即沙文汉也潜往上海。